里尔:无边境的边境之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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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里尔市中心的戴高乐广场


谁家的上帝?


雨点,像是从天上扔下来的,砸在车窗上,发出“嘭”、或是“嘭嘭嘭嘭”的声音,用慢镜头看来,雨点一瞬间散开,随后化成数瓣更小的雨珠,弹回空中,像是一朵朵雨花绽放,随后一部分落在铁轨上,一部分顺着车窗玻璃流淌下来,车窗外的土地,就在雨珠和水流的折射下,变得像梵高的画一样——线条妩媚起来!一百多年前,梵高也是从这条路上去巴黎的。火车路过布鲁塞尔,半空的车厢一下子涌进无数比利时人,身披国旗,头戴红黑黄相间的海怪帽子,用力挥舞着手臂,亢奋地高歌,热情像气流一样瞬间充斥在整个车厢里,而火车,也随着他们的歌声“哐當哐當”地一起摇摆着前进。这是2016年7月1日下午6点,我从阿姆斯特丹出发,途经布鲁塞尔,和这些比利时人一道到达里尔。



> Eglise Saint-André教堂


里尔,位于法国北部,距离布鲁塞尔半个多小时的车程,历史上长时期属于比利时,直到今天,本地居民还多有弗莱芒民族的血统。边境之城,自古纷争不断,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都争夺过对它的统治权,于是在城市的历史上深深烙刻下了拿破仑、路易十四和比利时贵胄们的暴行和事件。但是当晚9点,打仗的不是比利时军队,而是号称“欧洲红魔”的比利时足球队。他们和威尔士争夺欧洲杯四强的席位,5万比利时人涌入这个常驻人口只有20万的法国城市,红黑黄旗帜遮天避日。里尔政府部署了600名国家安全队队员、480名警察和200名保安,要抵达球迷区人们需要经过长长的入口,依次通过四道安检:过滤不合规物品、检查包裹内容、全身触摸检查和金属感应器检查。最后在无数的跨国企业的广告牌(老派有可口可乐,新贵有海信)围起来的场地中,暴力转化成了体育和资本竞争,在这里抢夺荣誉和资本。



> 里尔的街道(红砖建筑和白砖建筑紧密咬合)


走在里尔的街道上,感觉有点儿怪。建筑是文化的外延,也是权力的外化。里尔的面貌,无论居民区、还是公众建筑,都被比利时的弗莱芒文化和法国的高卢文化所统治。几百年的时间,两种风格的建筑,抹去了孤立的社区边界,完全是比邻而居,像一排排牙齿,咬合的天衣无缝。弗莱芒风格的建筑多是红砖加上白色色块的装饰,风格低调优雅。比利时人统治了上千年了,城市的雏形是安弗莱芒文化营建的。


法式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多是1667年后的产物,里尔在那时被太阳王路易十四所占领,他的梦想是占领7个比利时城市,1个荷兰城市,再加上7个法国城市,建成一个“大北方”,里尔就是“北方之都”。可惜“壮志未酬身先死”,纵然如此,路易十四还是将法国文化深深地渗透入里尔。巴洛克风格的建筑,多用白色、灰色和米色的石材,建筑的顶部和底部多有柱头、雕塑和夸张的纹样等装饰,里面上也用弧线和水平线结合,总之风格上张扬又雄奇,和弗莱芒文化相反。就拿市中心的戴高乐广场来说,两种风格的建筑是窗连着窗、门挨着门,势均力敌地胶着在一起。同时,路易十四的太阳王头像还见缝插针地装饰在建筑的外墙上。更有趣的是这家église Saint-André教堂,设计的是谁都不得罪,正面是法国的巴洛克风格,侧面是比利时的弗莱芒风格。弱弱地找个茬:这是谁家的上帝?


文化“弑父”


中国传统艺术家视师恩为父恩,一个“师”还不够,硬生生加个“父”字。拜师,除了上茶,还要下跪,潜规则加明规则,一辈子的债呀!而西方艺术史,则是由那些“杀死父亲”的“孽子们”书写的,梵高临摹米勒,憋着一口气——我要干掉他!创造性地“拿来”,所以7年能有大成。在里尔美术馆,也就是法国第二大美术馆,收藏的就是历代“反骨”们的名作。从古埃及雕刻到现代漫画,一米的距离就是一个世纪的文明,每个时代都是以颠覆上个时代为己任。走过拉斐尔、伦勃朗、戈雅、库尔贝之后,进入现代展厅,那是一个长长的粉色长廊,左一脚莫奈、右一脚罗丹,一拐弯,毕加索、莱热已经在墙上恭候多时了;再多走两步,杜尚把毕加索又给颠覆了。



> 里尔博物馆展出的莫奈的画和罗丹的大理石雕塑


馆藏有一件罗丹的雕塑“The Shade”,这件男性雕塑阳刚健美,颈部伸展的成一条水平线,这个极端的姿势给人一种挣扎的痛感。罗丹学习过米开朗琪罗,继承了米开朗琪罗的雄健审美,但抛弃了优雅和端庄的特点,那是古典主义时代的美学。热情、痛、绝望、被破坏的生命——这即是罗丹的主题。站在古典时代终结、现代主义开始的转折点上,罗丹既创作了大量优雅温柔的大理石女性裸体,又雕刻了许多引起巨大争议的粗旷的青铜身躯。罗丹,最终以艺术先锋的姿态,站在现代主义的入口。


先锋,本来自军事术语,指的是为大部队探索方向的少数精兵强将。为时代美学开疆裂土的艺术先锋们,颠覆了前辈,成就了自己。米歇尔·福柯曾说:知识即权力!那么,文化冲突就是权力的争斗。一代年轻的艺术家挑战旧有的秩序,是通过艺术的变革;一批移民艺术家挑战本土势力,也要通过破坏既定的规则。罗丹跑到意大利,挑战了米开朗琪罗;毕加索从西班牙赶到法国,挑战了塞尚;本土的艺二代杜尚又颠覆了毕加索——对于那些走不出前辈阴影的孝子贤孙们,美术史匆匆而过,不带走一片云彩!在里尔美术馆,每跨一步,“弑父情结”就重了一层。


干一杯“戴高乐”红酒


里尔的文化争斗如此外化,自然而然地哺育了对复杂问题洞若观火的智者们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哲学家米歇尔· 福柯、科学家路易·巴斯德和政治家夏尔·戴高乐。



> 戴高乐故居


26岁的福柯曾在里尔大学教书,他的早期的研究,诸如俄狄浦斯情结和弗洛伊德等研究都在这里形成。日后福柯成了20世纪三大哲学家之一,里尔是他事业的起点。他的研究浩如烟海,最重要的思想总是围绕着“权力和知识的关系”,里尔的文化现场应该给了最好的支持。1984年,同性恋的福柯死于艾滋病。法国的葡萄酒畅销全世界,怎么让葡萄酒不变酸呢?这也成了关系“国计民生”的大事,在政治和国际关系上风起云涌的1860年左右,路易·巴斯德接到了里尔葡萄酒商人的求助。于是巴斯德首先研究了酒的发酵过程,他发现发酵是因为微生物(酵母菌)的增长造成的。酒变酸和发酵类似,不过是由不同的微生物引起的。巴斯德通过大量实验提出:环境、温度、pH值和基质的成分等因素的改变,以及有毒物质都以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微生物。经过多次实验,他还证明煮沸的肉汤内,不会增长细菌;在1862年,他提出:“一切生物来自生物”。从此,人类对自然研究的历史改写了,释迦摩尼所说

的“一杯水里有十万八千虫”的预言成真了。



> 电影《阿黛尔的生活》在巴斯德中学取景


这些研究不仅是解决了储备红酒的难题,还应用于医疗卫生,为了纪念他,家乡父老建立了巴斯德学院,并将里尔最好的中学命名为巴斯德中学。1895年,巴斯德病逝于巴黎,3个月后,电影诞生。2013年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的同性恋电影《阿黛尔的生活》,就是在巴斯德中学拍摄。来干一杯法国红酒吧!纪念一下巴斯德!巴斯德的父亲是拿破仑的骑兵。青年戴高乐则受训于拿破仑创立的军校——圣西尔军校。戴高乐出生在里尔的公主街。他的祖父做的纺织厂的生意,在他最富有的时候,他买下公主街小半条街来做工厂、工作室和住宅,但是在1880年左右,里尔的纺织生意竞争日益激烈,法国和比利时交恶,他的生意开始入不敷出,最后不得不关了工作室,卖了工厂,只留下住宅,现在就是戴高乐故居博物馆——公主街8号。


在进入戴高乐故居之前,我们先来看看Gillis van Tilborch的油画。Gillis van Tilborch是17世纪弗莱芒绘画大师,他的家庭系列向我们展示了传统的里尔家庭生活。通常,那是由男性主导的家庭,而戴高乐的故居则不同于传统的里尔家庭,这是一个女性主导的虔诚的天主教家庭。这个房子以绿色系为主。客厅很小,其实仅仅算是一个通道,餐厅很大,最多可以容纳30人同时就餐,这里才是聚会的主要场合(家庭为主的家庭),戴高乐在这里度过愉快的童年,家人们通常在饭后讨论政治和文化,比如埃菲尔铁塔的兴建、德雷福事件等。


少年戴高乐曾在写作和从军之间犹豫不决,他写了不少作品,还获得了出版的机会,但他并没有像孩子时代那样夸耀自己了。直到他母亲在抽屉里发现了100本印刷品,才得知此事。也许正是同为作家和政治家,戴高乐和丘吉尔才志同道合,成为终生挚友。在戴高乐故居的纪念品商店,有上百种关于戴高乐的图书和纪念品,包括他从童年到老年的照片。其中,一张照片记录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,那是于1940年6月18日,他在BBC广播上发表演说,号召人们抗击纳粹。那时的戴高乐,名义上仅是一名准将,但是他拒绝承认纳粹扶植的法国傀儡政府,并在海外领导“自由法国”运动,主张抗击复国。这次BBC演讲,就是流亡的戴高乐在国家危亡之时的临危受命之举。有意思的是,在法国,纳粹切断了电台BBC,所以并不是很多人得知消息。而法国的一个小岛,由于距离英国最近,广播信号最好,所以岛上的居民可能是唯一听到直播的法国人,他们马上响应戴高乐将军的号召,来到伦敦和他相会;最后,岛上只剩下了两个人,一个牧师、一个面包师。法国光复之后,岛上的居民们卸甲归田,用本地的石头,制作了一件戴高乐雕塑。对于患难之交,戴高乐格外珍惜,他没有把这件雕塑置于巴黎的官邸中,而是永存在公主街的故居,那是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他曾给他的姐姐写信道:“不论年龄怎样增长,童年仍然占主导地位,如果我能够成为今天的我,可能都要归功于公主街,我出生的地方”。


出生在复杂文化交织下的戴高乐,在日后处理复杂的国际政治矛盾中极具智慧。他提出了对法国历史影响深远的“戴高乐主义”,其中包括:“不论该国政治形态、宗教、领导人是否让法国民众喜欢,都要保持中立或友好态度,避免干预他国内政”。所以,纵然在冷战期间,法国也能和苏联、中国等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保持“缓和、谅解、合作”。换句话说,“戴高乐主义”就是政治智慧中的法国红酒。


遗憾的是,“戴高乐红酒”在2011年萨科齐执政期间得到了变动,法国政府开始追随美国,介入中东事务,甚至直接出兵利比亚和叙利亚,声称推翻当地政府。不料当地的革命军获得西方的支持后迅速崛起,从势单力薄的恐怖组织壮大成伊斯兰国。随后的一系列发生在法国、比利时的复仇行为,让人们见识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当代法西斯的恐怖。如今,法国知识界将最近几年的恐怖袭击的罪责,指向萨科齐的政策,并且呼唤下一个领袖戴高乐的到来。


无边界的大里尔和无边界的人类共同体


里尔有两项技术成为城市规划的先锋,一项是城市圈的设计,所谓的大里尔城市圈,里尔和周边的85个城市连为一体,坐上地铁、公交穿过以各个城市,没有城市之间的大片农村,也感觉不到城市边界存在。看上去,路易十四的梦成真了!为了发展周边城市,朗斯甚至建成了卢浮宫分馆。这是一个煤炭为主的小城市,在能源衰弱之后,城市发展难以为继。能不能依靠文化来增强吸引力呢?适逢2003年,法国文化部为了解决文化机构过度集中在巴黎的问题,设想建立卢浮宫分馆的计划,最后朗斯在6个城市的竞争中取胜。2012年,一个几乎全部是纯粹的、明亮的建筑材料建成的超现代的美术馆,像是从天而降,开始坐落在这个灰黑黑的城市里。这是由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设计的,他们是2010年普利兹克奖得主。




> 卢浮宫朗斯分馆


另一项技术就是无人驾驶地铁VAL,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发明,一切都是电脑控制,坐在这些80年代的老地铁的首节车厢上,假装是自己是老司机了,一直可以到达比利时边界。后来无人驾驶技术卖给了德国西门子,德国人经过一系列改进,又卖给了日本人,几经转手,无人驾驶技术跨越国境,在各个地区为人类沟通拓展着新的可能性。


不幸的是,今天的恐怖主义和无人驾驶一样,也突破了国境。


上个世纪西方制止恐怖主义和移民涌入的策略是:以西欧为核心,设置层层关卡,建立三层保护圈:意大利和希腊是一层边境的外缘;东欧、土耳其和利比亚,则是二层边境的前线。如果您不熟悉欧洲地图,没关系,就请设想一下北京的二环、三环、四环,逻辑完全成立。这种关卡以与各地的独裁者合作为条件:“欧洲支持你的政权,帮你组建军队,维持你的经济,但是你要保证让你的人留在你的地盘上”。而各地的独裁者也愿意利用这样的交易,并且在自己不能得偿所愿的时候,给保护圈捅个窟窿来威胁他们的西欧金主们。半个世纪以来,“边境危机”就在种种合作、暴力、妥协、交易中不断上演着。穆阿迈尔·卡扎菲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中说:“你们(欧洲

政府)亲手拆掉了挡在恐怖分子和欧洲之间的墙,你们在轰炸一堵墙,一堵在非洲挡住基地组织通往欧洲的墙,也是非洲移民(难民)去欧洲的墙,这堵墙就是利比亚”。


如今,墙已破,关闭边境也不能守卫欧洲,恐怖主义不断在欧洲内部开花,中东的战火能够导致西欧的巨大牺牲,全球化下的危机在今天给了我们极为惨痛的教训。法国和比利时,这对被恐怖袭击的困扰不堪的难兄难弟,不仅要像里尔不同族群的住宅一样,手拉着手站在一起,进行反恐联盟;更要思考建立起一种没有国界的人类共同体的视野,毕竟,互联网已经超越了国界让信息共享;跨国企业将资本从各个本土中抽出,纳入到全球化的流动中;移民和恐怖分子已经突破边境,将文化和危险同时星散在欧洲内部——“突破边境,建立人类共同体”的左派理想,在今天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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